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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仪式

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我做的关于失望和疲惫的梦一度是脑袋要爆炸的梦:梦见头脑中的噪声之响之长久,使我感到这存活下来的脑袋没救了;以为死亡来了。如今我年过半百,熬过了病痛,离开了庄园小屋,结束了我生活的那个篇章,我开始被死亡和终结的念头惊醒。有时甚至不是具体的念头,不是有来由的恐惧或幻想,而是深深的惆怅。这种惆怅在我入眠时穿透头脑,我便在它的刺激中醒来。我深受其害,需要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来缓解。浑浑噩噩的白天加重了夜晚的暗淡。

几年里我都在构思一本类似《抵达之谜》的书。到山谷后一两天内,我便开始了那个地中海遐想: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这些年里构思一直在变,我放弃了幻想和古老世界的背景。故事因此变得更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写作中的发现与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被个人的经历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离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结束前合而为一。

我的主题,叙述方式,我笔下的人物——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它们在我头脑中呼之欲出,时刻准备显露出来,缠住我。但是直到这种关乎死亡的新的意识出现,我才终于动笔。死亡是主题,也许它一直以来都是主题。死亡和如何面对死亡——这是杰克的故事的主题。

促使我着手创作的是一项新闻任务。一九八四年的八月,我受《纽约书评》的安排前去参加达拉斯的共和党大会。但我发现没什么可写。这是个事先安排好了说辞的集会,本身空洞无物。想到上千名记者赶到那儿不过是要对手中现成的稿子稍加修改,我就觉得压抑不已。回到威尔特郡,远离会议中心的压抑和新闻稿,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什么有反应:不是走个过场的集会,而是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不值得写的内容有了很多可取之处:一周以来的新鲜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就会消失,会被我遗忘。发现这一体验后,我也找到了陈述它的话语和腔调。

从原本以为的一无所有中找到经历,这让我兴奋,加之语言复苏的喜悦,我立即动笔。我放手去写。我写出了好几个开头,我停停写写。接着,显然是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杰克、我生活的周边地区。我坚信杰克是最好的切入点,也能助我更好地积累《抵达之谜》的素材,布下背景,定好主题,确定书的时间跨度。几周里我写了很多个开头,信手写,从不同的切入点写。

期间有中断的时候。臼齿出了问题,后来拔掉了。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没有拔牙的准备,他们通常是作补救的。麻醉的时候,还有牙医强有力的手指推一颗没有痛感的牙齿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抹不去的朽烂,这是死亡的感觉。两天后,我强忍着嘴里的生疼,去伦敦参加一个作家老朋友的颁奖午餐会。这一场景和我在伦敦找新公寓的情形交织在一起,和看过一些老公寓、别人的生活和别处的景观后特殊的阴郁交织在一起。接着,甘地夫人在德里被她的保镖射杀而死。之后不久我因我的德国出版商去了该国。令世人震惊的东柏林事件,四十年后此地仍一片疮痍,某些损毁的建筑上的小苗长成了大树,这是一幅自我放逐的世界的景象,对我来说有新鲜感:我早就应该来看看。德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早晨,我参观了西柏林埃及博物馆。回到威尔特郡后,我接到了一则消息:我妹妹萨蒂在特立尼达岛突发脑溢血,正好发生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她昏迷不醒,回天乏术。自从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后,三十多年来我没再经历过丧亲之痛。我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开始打嗝,接着忧虑起来。

我一九五〇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飞机离开特立尼达岛时,萨蒂离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再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时,她都快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特立尼达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辈子生活在那里,偶尔出国度个假。她经历了父亲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离世,经历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变革和种族政策,经历了一九七〇年的街头暴动与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她也经历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过了不少年安稳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圆满。

她去世后三天,她的遗体在特立尼达岛火化的时候,我在威尔特郡新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摊开她的照片。几年来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们归置好收进影集。又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她在世时我没有注意看这些照片中她的年龄。现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时的照片,她是个胳膊纤细的女孩。这个女孩如今已经往生。死亡触动了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着摊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这么思念她。三四十分钟后——我想特立尼达岛的火化仪式正在进行——我觉得心灵受到了净化。我不知道照理应该做些什么,但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我专注地去缅怀这个人,回忆她的生活、她的个性,我向这位逝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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