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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

艾伦说:“皮通是走了。我童年时代的重要人物。”

这是作家艾伦,一个有童年的人,敏感的人。我理解作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初到英国时便是如此。放在那时我会羡慕艾伦所拥有的写作素材:我的房东、庄园、生活环境以及对此的深刻了解,还有那些我偶尔会碰上他的伦敦聚会。但是艾伦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写作素材方面的困扰却一如我当年。

一开始他常暗示自己在写一本书,暗示人们见到的他,他在庄园或者伦敦聚会上的表现,都只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甚至是种伪装。他真实的个性会在他写的书中得以展现。他的电台评论和讨论,他发表的一些短文也都暗示,他在别处奔忙,他投身于更大的冒险。

但艾伦没有写出任何书。没有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真实讲述,展示华服和小丑般举止背后的真相);没有当代文学评论(他有时会说起);没有伊舍伍德[1]那样的关于战后德国的书(他一度谈到)。最终,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写作。但他的言行举止仍是作家的派头。

艾伦的作家性情也颇有几分真实,不比我一九五〇年设想自己是作家时的性情更具欺骗性。在那段日子里,我在写作中对自己隐藏经历,对经历隐藏自己,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同时向任何读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声。所以艾伦表现出的所有文学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写的书,他难以面对而将之隐藏的事,这些我都深有体会。

据他说,那本伊舍伍德风格的书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与痛苦。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有感情纠葛,为此他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对我含糊其词,好像是要试探我对他(半像个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应,试探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许是我的反应不符合他的预期,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又或者当他和我这个异乡人谈起这段不幸的恋情时他对恋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总之他不及细说便放弃了这个话题,之后再提起德国,无非是谈政治或文化。

而他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则是他的童年和感性的发展过程。这本书简直是此类书的纲要。他的愿望(我再清楚不过)是告诉世界:“我也见到了这些事情,体验过这些情绪。”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情,经历过大家在同类书上描述的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童年、成长或者家庭生活对他深深的伤害,致使他过着孤独、动荡、有缺陷的生活。

他的文学态度近似他的生活经验,一种伴随“坦率”而来的自我关注(坦率地谈论一些受认可的话题——同性恋、自慰和在社会上往上爬),这也许向他自己隐瞒了他本身不完整的原因。在伦敦的聚会上,他过分紧张,着装惊人又自嘲,对人谄媚,他这副样子让我恍惚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我也隐隐体会到艾伦在那些欢乐的时光之后回到他孤寂的房间,会自我厌恶、愤怒和自卑。我也能理解庄园的孤独、在破败的花园里的散步对他来说(除了文学需要上的投合)何以也是一种治疗。拥有“富有的朋友”(因为据西里尔·康诺利[2]的说法,作家应该结交富有的朋友)是种治愈。他对我说“我给菲利普斯打电话,让他来车站接我”(因为这是老派的、“大洪水之前”的风格)这样的话时内心愉悦(而不说“菲利普斯先生”或者“斯坦利”或者“斯坦”)。

宅子本身也是一大原因。它有一帮服务人员,还多少像座大宅那样运转。它有一个房间和改过管道的浴室。从后窗看出去(这只是我的猜测)是赏心悦目的花园、河流、河两岸的草地、辽阔的旷野:一派自然风光,视野中没有其他房子或者人,令人平静。对艾伦而言,这应该是一座不让人紧张的宅子,不需要他去迎合什么,伪装什么。

还有我的房东。对我来说,和他同处一室会有压迫感,会不由得去注意他的怪癖和做作;于是魅力顿时削减。但他对艾伦而言有文学“素材”的价值,因为他来自一个先前的时代,此外他几乎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房东刚康复,而他告别的那个世界正是艾伦现在投身其中寻求刺激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的房东是“过来人”,然而他们的会面不多,时间也不久。我听菲利普斯先生说过,房东没有多少耐心听人说话、和人打交道,他的情绪会突然变得烦躁,甚至当即赶走老朋友。我听说(据说也是菲利普斯先生所言),艾伦在庄园常一个人吃饭。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不是一个托盘被送到艾伦的房间,而是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泡照着一块类似桌布的旧布,房间散发着旧雪松的霉味和木头防腐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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